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能够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全党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一，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站在建党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党走向第二个百年新的伟大革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党的百年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启迪和政治智慧，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丰厚滋养和强大力量。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能够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能够教育引导全党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面对新的“赶考”的高度自觉和清醒，进一步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离开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就必然弱化，党的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有利于引导全党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第三，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100年来，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我们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这对于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为什么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对于进一步激励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看，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一经诞生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章明确规定，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第二，从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实践看，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纵观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战胜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00年来，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在接续奋斗中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体现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
第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伟大成就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第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成就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第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成就的历史意义在于，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第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里所说的“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是指，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和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可从3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第一，两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总结了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等重要人物，对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等重要事件，都作出了客观中肯、合乎实际的评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第二个历史《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第二，两个历史《决议》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全党迫切需要统一思想、指导实践，这是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全面抗战进入新阶段、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严峻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第一个历史《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同时党内也出现了值得警觉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我们党需要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实现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标。两个历史《决议》的出台过程，既是党倡导民主、推行民主的集中体现，又反映出党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两个历史《决议》为全党正确看待历史、科学把握现实、更好走向未来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和思想支撑，为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全党团结、继续前进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两个历史《决议》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两个历史《决议》是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都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一个历史《决议》，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两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有所不同，但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我们党的光辉文献，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决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第一，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成为最迫切的任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在中国攫取许多重要特权，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封建统治腐败，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一个卖国的、腐朽无能的、扼杀中国生机的政权。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第二，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因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而以失败告终。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仍然没有改变。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
第三，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同身受，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在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同时，中国社会结构也悄然发生深刻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基本优点，还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等突出优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成为革命最基本的动力。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第五，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直接原因。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决议》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华民族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清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而转入社会主义，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力量，扩大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影响，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第一，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党在付出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结论。八七会议是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继南昌起义后，党领导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第二，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首先来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一是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二是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三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四是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五是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毛泽东同志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有利时机，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革命道路。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科学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深刻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党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逐步赢得胜利的。这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它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一些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明党在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决议》指出，“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到这时，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几乎陷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由此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二，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正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第三，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之后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
《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一，形成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在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把“党的建设”问题列为专门一章。这个时期，在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党提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党的各级地方组织的建设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扩大。
第二，召开古田会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要搞好自身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历艰辛的探索历程。大革命失败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指导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第三，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0年，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紧紧依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这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把一直“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强调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
第四，开展整风运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大创造，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整风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第五，全党紧紧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会议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七大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第六，增强全党的政策和策略观念。在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党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党在这个时期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的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第七，提出“两个务必”思想。面对着即将取得的全国性胜利，面对着党的建设的崭新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同志指出，将来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治乱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两个务必”思想，始终激励全党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决议》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
第一，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分清了是非。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指出了历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使党的高级干部分清了政治路线是非。
第二，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是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党的七大即将召开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
第三，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指出党在奋斗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从而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
第四，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为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掌握，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第一，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口约占世界1/4、领土面积位于世界第三的新中国，变成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它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曾经创造了绵延5000多年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它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第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决议》就此指出，“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从此，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仅有了美好前景，而且有了现实道路。
第三，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党成为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先进和最强大的领导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领导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第二大历史任务继续坚持不懈地英勇奋斗。
《决议》指出：“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一，面对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劫难，党成立之前的各种拯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给近代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第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党把民族革命的任务和民主革命的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党建立了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
《决议》指出：“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为国家迅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它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真正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工人阶级力量大大增强，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使党能够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保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依靠强有力的人民政权，对内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及其残余的反抗，领导人民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镇压反革命；对外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开展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确保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到了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阶级结构、阶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国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也始终没有停止。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巩固和加强，以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护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国家迅速发展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具有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职能。在这个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具有极大优越性。由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家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的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党通过完善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正确处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发挥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保证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充分彰显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上的制度优势。
《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如果整个朝鲜也被美国占领，我国就会处于被美国势力南北夹击的态势，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应对考验，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一伟大胜利，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争取到了一个长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此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彻底扫除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鼓舞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让世界知道，“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从此，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在朝鲜战场，美国军队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但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这个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极大促进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重要军事经验，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法。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深刻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它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决议》指出：“一九五三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1952年9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方针和大致设想。1953年6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同年12月，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修改提纲时，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确定下来，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党提出的这条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为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党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工业化。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才能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真正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必须系统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和积累的矛盾，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当时，在农村，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已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贫富差距的出现又引起党和政府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给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样，就把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它的主体任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没有普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为主体是不行的，但若离开了改造个体经济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翼，就会妨碍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顺利进行。把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密切配合起来，推动其协调发展，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决议》指出：“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步骤。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序展开。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到1956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生产关系上的这一深刻变革，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党采用和平的方法，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消灭私有制这样急剧、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基本稳定发展，而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建立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也基本形成。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标志着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依据这一客观历史进程，党的八大郑重宣告；“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步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满怀信心地说，“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此开始了。
《决议》指出：“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这一伟大变革的完成，推动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国内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必然要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引起根本变化。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被消灭以后，剩下的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级也处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这意味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和国家必须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形成新的认识，作出新的判断。
第三，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要改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被奴役被剥削的状况，使他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还不可能集中主要力量来解决这个根本任务。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就不能不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到首要地位。
《决议》指出：“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初步构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这个工业强国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建国方略提出来的。此后，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党对国家建设的战略性目标的提法，逐渐清晰和成熟起来。
党在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明确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这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关于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构想。
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相并行，党不久便将视野扩大到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上面。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及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将“现代科学文化”列入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之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要把“国防现代化”加人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中。1960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便有了更完整的提法。
第二，“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正式提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郑重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明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央还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第三，“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和对中外发展经验的总结，通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最终确定下来的。历史证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始终是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即使国家经历严重困难甚至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因为有了这个伟大的共同奋斗目标，全国各族人民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国家根本制度的根基也从未动摇。
《决议》指出，“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一，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直到1952年，我国工业化的起步点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43.1%，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35.5%。因此，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党和人民奋斗的目标。
第二，初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畸形发展的工业状况，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生产体系。原有的工业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和生产能力大大增加。从1952年到1980年，棉纱的产量由65.6万吨增加到292.6万吨，原煤由6600万吨增加到6.2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3006亿度。从“一五”时期开始，国家以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武钢和包钢等十大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等一批重要企业新建和扩建起来；电子、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逐步得到发展；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国家从1964年开始布局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我国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石油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1963年一举实现了石油产品基本自给，并于1973年开始向国外出口原油。
第三，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49年到1980年，全国新增铁路2.99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1980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8万多公里，比1949年增加了10倍。水运事业有很大发展，内河通航里程由1949年的7.36万公里增加到1980年的10.8万多公里。民航事业开始发展起来，从1950年8月开辟由天津经武汉飞往重庆的第一条航线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航线已发展到180条。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邮电局、所发展到4.9万多处，为1949年的1.9倍。
第四，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农村共治理了2.6亿亩低洼易涝地，改造了2亿亩盐碱地和山坡地，修建了8.6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国家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以及其他一些江河两岸，整修和新建了总长达16万多公里的堤防。各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力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在党中央领导下，新中国外交经过20多年的实践，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取得伟大成就，使新中国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议》重点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等方面对新中国外交成就进行了总结。对此，可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认识。
第一，制定新中国外交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美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交织的局面。基于这一形势，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之后再考虑建交；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根据以上方针，新中国一成立即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先后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又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同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着手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收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
第二，争取有利于我国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外交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工作和斗争。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倡议将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日内瓦会议，作为重要参与方出席万隆会议。加强对美斗争，坚决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反对“老子党”，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这些努力和斗争，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第三，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美关系实现缓和。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到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了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中国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