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
第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我国改革实现了高度上的历史性跃升。这次全会着眼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于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对改革重要作用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全会坚持从大局出发，将全面深化改革定位为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合理布局了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完整的战略设计。随着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新高度，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
第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我国改革实现了广度上的历史性拓展。这次全会对新时代改革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开启了新时期以来最为广泛的社会革命。全会研究部署的不是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所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形成了全方位布局、系统化推进改革的新格局。在全会精神的引领下，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改革的整体效能、耦合效应、共振效果日益显现。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我国根本制度日益牢固，基本制度不断完善，重要制度创新取得丰硕成果，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第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我国改革实现了深度上的历史性突破。这次全会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开创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全会提出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在抓根治本上狠下功夫，增强改革的彻底性和实效性。在这次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伟大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理论的深化引领改革的深化，围绕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推进新时代改革的理论成果，指导改革在破除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上发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把改革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深度。比如，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有效增强了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改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长期性制度保障；改革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有效释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聚焦社会建设领域短板弱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框架，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了人民军队的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加快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动力越来越强劲。
61.如何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我国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把中国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得到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热烈响应。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促成沿线各国合作，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努力实现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着力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把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拓展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和政府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积极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双向投资日趋平衡、齐头并进，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方式，试点降低或取消外资股权比例限制、部分或全部放宽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限制，在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等领域采取便利举措，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坚持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连续1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由大转强。坚持以全面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第三，主动参与、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改变了国际多边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缺少发言权的状况。力推多哈谈判，加快自贸区谈判，推进人民币“入篮”等，逐步打破全球经济治理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向世界释放中国致力于高水平开放、与更多经贸伙伴实现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加强与联合国交流合作，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平台积极发声，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探索求同存异、包容共生的国际合作新途径，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
第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发挥职能作用，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强化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赋予地方人大更多立法权限。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了一线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和农民工代表人数，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设置，组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第二，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系统谋划协商民主发展路径，对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安排。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部署和推进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比如，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形成以双周协商座谈会等为代表的系列制度创新成果；等等。
第三，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民法典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资格。截至2019年底，30个省（区、市）制定或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实施办法，29个省（区、市）制定或修订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有序推进民主选举，28个省（区、市）实现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统一届期，参选率达到90%以上。不断完善民主管理机制，全国98%的村制定了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不断拓展基层协商民主渠道，各地普遍以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为主要载体开展议事协商决策。稳步推进民主监督，农村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全覆盖，城市社区居务监督形式更为丰富，普遍实现村（居）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全面实行办事公开制度。
第四，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统筹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从中央到地方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第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出台专门意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支持民主党派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加强海外统战和侨务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决议》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纳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进行总结，从面向未来的战略高度作出部署。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举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和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独创性地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作上的协同性、人民参与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的，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整个过程；是全方位的，保证人民在政治生活各方面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全覆盖的，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内容。这就切实有效防止了资本主义民主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一次性消费行为”般的民主游戏，切实有效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有效防止了互相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集中体现在我们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证了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实现了真实具体的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根本保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发展基层直接民主；等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正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巩固和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激发和凝聚了人民群众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了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作出顶层设计、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独创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进行研究、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又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制度，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宪法修正案，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制定民法典、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等法律，修改立法法、国防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立法体制机制，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深入实施备案审查制度，扩大公众参与立法覆盖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扎实推进。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落实两轮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放管服”改革成果丰硕。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
深化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全面完成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逐步确立法官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稳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育制度。强化执法司法监督制约，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依法纠正冤错案件，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强化法治社会建设。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坚持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全面建成和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热线平台。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通过法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比率大幅提升。
发挥法治服务保障大局作用。服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制定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打击妨碍疫情防控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国家机构改革、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顺利实施，通过一系列授权改革决定，修改、废止一批法律法规。助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制定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危害金融安全、破坏生态环境、挪用扶贫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
强化法治中国建设战略支撑。压实党委政治责任；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决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一，公平正义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要求。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来说明司法不公的危害性：“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充分说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依法依规行使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违规行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不论是法律制度的建立，还是执法决定的实施，或者是司法案件的审判结果，一旦出现失误，甚至是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则必然损害到法治尊严、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把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领域全过程。
第二，公平正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公平正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行一系列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改革举措，比如，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立并全面实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等。同时，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念斌案等一批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件；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使正义得以伸张，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誉和热烈拥护。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切实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第三，不断健全公平正义法治保障体制机制。《决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当不断健全相关的法治保障体制机制。一是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高国家机构依法履职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是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人民权益的法治保障。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全面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三是深化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依法纠正冤错案件，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确保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
《决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第一，文化自信是最基本的力量。虽然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却有极强的渗透力。它既塑造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更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方向、道路选择、制度设计，滋养着民族生命力、激发着民族创造力、熔铸着民族凝聚力。文化这种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的特质，决定了文化自信辐射面广、作用面广、动员面广。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能脱离特定文化的熏染和陶冶，也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受到自身文化传承的浸润和滋养。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第二，文化自信是最深沉的力量。“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植根于民族生息繁衍和不断发展的历史之中，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长期的孕育，是一个不断积累沉淀、世代传承发展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文化成为一个民族的基因，塑造着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涵育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它的影响既潜移默化又深沉厚重。绵延不绝、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也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化的刚健激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共同铸就了新时代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第三，文化自信是最持久的力量。文化无形，却有强大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古往今来，自然灾害、战乱等可以迅速摧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物质财富，唯有文化薪火相传，而且越是在危难关头，文化越能迸发出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文化自信一旦树立起来，就融入社会成员的血液和灵魂，渗透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之中，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饱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14亿多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再次彰显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
《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第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意识形态工作，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有效扭转了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度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
第二，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活动，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有效扭转了主流思想主导地位遭受侵蚀的状况。
第三，敢抓敢管、敢于斗争，坚决向歪理邪说、歪风邪气说“不”，坚决遏制一度出现的“围攻”正面声音的现象，持续加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析引导，形成敢于亮剑是尽责、“爱惜羽毛”是失职的健康环境，有效扭转了被动应付、反击不力的状况。
第四，坚决贯彻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守住守好各类阵地，特别是在管网治网上出重拳、亮利剑，加快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对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监管，加大对各种有害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整治，有效扭转了网上乱象丛生的状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佳绩。《决议》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新时代一项重大历史性成就进行总结，凸显了此项工作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坚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识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历史意义。实现全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党是以人民立场为根本政治立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00年来党的全部奋斗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从党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政治高度，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高度，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使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收官。这项宏大的惠民工程的成功，使我们党深得民心，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成为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坚持以更长的历史尺度认识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历史意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贫困的梦魇更为严重地困扰着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成为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人脱贫，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脱贫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曾经被病魔困扰的家庭挺起了生活的脊梁。近2000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多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让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实现了无数人的梦想，成就了无数人的幸福，使脱贫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鼓起了奋发向上的精气神。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第三，坚持以更宽的世界眼光认识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历史意义。贫困是人类社会久攻不下的顽疾，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纵览古今、环顾全球，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做到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贫困人口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国还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成为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主动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收入分配方面。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落实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注重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切实分好“蛋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特别是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使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有了基本保障。
在就业方面。坚持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进城农民工群体多渠道就业创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努力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在教育方面。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社会保障方面。坚持把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稳定器，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国有10.2亿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13.6亿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
在医疗卫生方面。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及时推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时，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气壮山河的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取得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在住房保障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各类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旧房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投入力度，推进廉租房、公租房并轨运行，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第一，实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突出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突出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网络化和智能化，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为契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和制度化，使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并着力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使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第二，构建起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突出城乡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切实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畅通民主渠道，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引导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信访制度，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以司法调解为保障，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构建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特别是强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经过持续努力，我国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这一重要论断，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后来，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对此，他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我国古代也有一些地区在这方面有过惨痛教训。比如，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毁林开荒、滥砍乱伐，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延，湮没了盛极一时的古丝绸之路。古代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业已被埋藏在万顷流沙之下，那里当年曾经是一块水草丰美之地，因屯垦开荒、盲目灌溉，导致孔雀河改道而衰落。唐代中叶以来，我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很大程度上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迁有关。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大自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出现森林消失、湿地退化、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频发、全球气候变暖等严重生态危机。科学家预测，如果森林从地球上消失，陆地的生物、淡水、固氮将减少90%，生物放氧将减少60%，人类将无法生存。联合国指出，全球森林已减少了50%，难以支撑人类文明大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一重要论断，是对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刻反思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思考。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重要观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要按照《决议》提出的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以对子孙后代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改善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实现建设富强中国与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统一。
《决议》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第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写入宪法，生态文明建设在我们党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整合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开展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设置跨地区环保机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完成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事权上收任务，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形成了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得到完善。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制度之严前所未有。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以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建立起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新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力度前所未有。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以及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流域上下游，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推进化解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以空前力度加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实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对履职不到位、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地方进行公开约谈，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第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前所未有。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可喜变化，神州大地空气越来越清新、水质越来越纯净、风景越来越美丽，新时代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的时期。全国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多年保持“双增长”，人工造林面积居全球第一。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占陆地国土面积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劣Ⅴ类水体比例明显下降，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持续上升。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断降低，资源能源效率不断提升。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成为世界上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在解决国内环境问题的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实践者、重要引领者。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向全世界作出力争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决议》指出，“建设强大人民军队，首要的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第一，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我们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丰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军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这一根本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是独立的、直接的、全面的领导；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唯一性、彻底性、无条件性，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体系，创造了无产阶级政党创建和治理军队的新范式，开创了军事制度文明的“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史和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90多年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归根到底就在于毫不动摇坚持了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第二，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在新时代得到了根本性加强、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过去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习近平主席决策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就强化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进一系列整肃治理，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牢固确立，人民军队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党对人民军队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全面加强；进行全方位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重塑领导指挥体制，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健全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制度体系；建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通过重振政治纲纪，弱化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状况彻底扭转，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政治面貌发生革命性变化，形成了忠诚统帅、向心凝聚、奋斗强军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进一步夯实了党、国家和军队事业行稳致远的政治根基。
第三，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根本保证。人民军队正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进发，需要牢牢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加强全军理论武装工作，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在党的旗帜下铸牢军魂。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锻造听党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推进政治整训常态化制度化，纯净部队政治生态。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加强高级干部忠诚度鉴别和政治考察，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决议》充分肯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指出“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第一，重塑重构了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领导指挥体制是一支军队的“中枢神经”。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起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通过重塑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调整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强化了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战略管理功能。通过重塑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创设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重新划设五大战区，实现了中央军委对全军部队集中统一指挥，实现诸军兵种力量联合运用。通过重塑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成立陆军领导机构，将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组建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形成完整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和新型作战力量领导体制。通过重塑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确保了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
第二，重塑重构了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打造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积极适应世界军事力量发展趋势，构建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充实、合成、多能、灵活的现代作战力量体系。通过重构规模比例，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大幅压减干部数量，减少领导职数，加快淘汰老旧装备步伐，裁减现役员额30万。通过重构结构布局，优化不同战略方向力量配置，优化军兵种内部力量编成，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通过重构部队编成，降低合成重心，减少指挥层级，调整改革预备役部队，打造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性的部队。通过重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和军事科研体系，整合军队院校，重组科研机构，优化训练机构，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第三，重塑重构了军事政策制度，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军事政策制度是保证军事系统高效运行的“经络”。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健全了军队党的建设制度。通过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构建新时代军事战略体系，构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调整完善战备制度。通过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优化军人待遇保障制度，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修订制定军事训练、装备发展、后勤建设等方面法规。通过完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创新战略管理、军费管理制度，修订出台军队基层建设、保密工作等系列法规，提高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截至2021年10月，已制定并出台7部重大法律法规、15项主干政策制度，推出一大批配套政策制度和重大改革举措，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军队战斗力、解放和增强了官兵活力。
第四，深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构建起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通过统筹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构建相关领导管理体制、工作运行机制和政策制度体系，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结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完成武警部队跨军地改革任务。实施空管体制改革。通过推进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打造现代国防动员力量体系。通过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目标基本实现，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促进部队备战打仗。
《决议》指出：“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
第一，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认真抓紧抓好。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各类风险加速积累，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概率明显上升。从自身情况看，我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转化的关键时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第二，正确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并写入了党章。其精髓要义，主要有3点。一是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只有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才能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二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发展和安全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统筹抓好这两件大事，既要求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求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做到坚持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懈怠。三是科学把握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大安全”，既包括政治、军事、国土等传统安全，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等非传统安全；既包括当下安全领域，也包括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新型领域；既包括物的安全，也包括人的安全。贯彻好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求着力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全面发展进步，又要求把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作为主阵地、主战场，着重抓好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外部安全等工作。
第三，不断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主要包括以下3点。一是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既要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安全共性问题，更要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历史机遇期的大背景来谋划，做到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外部安全环境。二是坚持科学统筹的重要方法。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全局中来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国家安全合力。三是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第一，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完善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其在统筹国家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抓好国家安全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各级党委（党组）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主体，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管理好本地区本部门涉国家安全事务，依法行使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第二，健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和国家安全政策体系，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机制，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组织协调和应急管理，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工作机制。通过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和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在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网络安全法、核安全法、密码法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一套立足基本国情、体现时代特点、适应战略安全环境需要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第三，坚定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坚持以确保政治安全为首要，坚定维护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比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严密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夯实经济安全的基础；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斗争，深入打击“三股势力”，坚持防范“疆独”、“藏独”，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筑牢国土安全的铜墙铁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走共同安全道路，形成强有力的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切实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第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坚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既重视提出防范风险的先手，又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强调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又坚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决议》指出：“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第一，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央早已明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是根，“一国”是本，“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尊重和维护“一国”，就必须拥护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任何不尊重宪法和基本法、挑战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行为，都是对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背离，都是不能允许的，都要依法惩处和纠正。只有有效维护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才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第二，坚决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中央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源于中央的授权，这是正确理解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逻辑起点。香港、澳门回归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示我们，不能把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与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相割裂、相对立，高度自治绝不是完全自治。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和社会各界都应当充分尊重和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包括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处理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权等。对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中央也应当依法行使好监督权。 第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在特别行政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特别行政区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特别行政区宪治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决议》指出：“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
第一，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正道。历史研究成果证明，台湾史前时期的人类主要是通过台湾海峡南部的“东山陆桥”从大陆东南福建迁入，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文明具有同源性毋庸置疑。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便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对台湾实施行政管辖，并进行治理与开发。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一度侵占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台湾从此遭受日本侵占50年。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回归祖国。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退踞台湾。此后，海峡两岸关系虽然经历不少跌宕起伏，但总的趋势是从紧张走向缓和，从隔绝对峙走向交流融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具有深厚历史依据的，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第二，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顺应两岸同胞共同愿望，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开启两岸政党交流，开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有力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取得一系列反“台独”、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意味着我们更有能力、更有条件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新变化，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及实践，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实现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交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尽管2016年以来，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祖国大陆将不断增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引力、主导权，从根本上决定着两岸关系走向。两岸合作日益广泛、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为迈向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持续稳固，“台独”分裂势力四处碰壁、日暮途穷。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决议》指出，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必须“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
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00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是秉持党的崇高理想和使命的必然抉择。
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党中央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做好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外交既是内政的延伸，又服务于内政，两者密切相关。在当今世界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紧密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服务民族复兴，就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自觉坚定、积极有为地为国家发展服务。着力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稳定有序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国家主权和国土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坚持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外交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积极主动打造海外民生工程，为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织牢安全网，为海外中国游客提供更安全的旅游环境，为中国留学生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为中国商人营造更友善的兴业环境，为中国侨胞带去更多温暖和关怀，为中国商品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为在海外的中国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促进人类进步，就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世界作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和方向，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前提和路径。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将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