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指出，“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为了争取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的需要。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当时，周边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对新中国抱有恐惧和疑虑心理。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亚洲地区的大国，而且因为当时中国同周边国家还存在着诸如边界、华侨国籍等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此外，这些国家还十分担心和害怕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政治势力对本国的影响。为消除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促进它们同新中国发展关系，需要制定适合于同这一类国家交往的新方针。在此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运而生。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其具体表述几经斟酌，最后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作为处理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准则而提出的，但中国领导人很快便将它作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通用准则。毛泽东同志提出，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要主动地去做工作；对美国要使它孤立，使它分化，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这五项原则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在当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截然对立的时代，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互相监督、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内容。正是这些特点赋予它恒久的生命力。从那时起，经过60多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业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

21.为什么要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决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

　　第一，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195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全党按照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理论著作这三级，循序渐进地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1954年12月，又提出建立干部轮训制度，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党各方面的高、中级干部调入党校轮训，这些措施对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经分批整训，整风运动于1950年底结束。经过整风，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在广大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51年三四月间，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党组织的纯洁性进一步增强。

　　第三，加强党的团结。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必须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

　　第四，坚决惩治腐败。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在整党过程中，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党中央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分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检查贪污浪费现象，来开展这场斗争。1951年11月，党中央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在全党全社会引起极大震动，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为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反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基本依据。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主要有：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

　　第三，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等；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决议》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对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同志就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家政治生活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等。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在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正确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等。

　　此外，在教育、科技、文化工作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

　　第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决议》指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严重曲折”，“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第一，牢牢把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对党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所作的科学概括。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就无法科学评价这个时期的历史。

　　第二，科学认识党的探索经历曲折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这两大问题上曾经发生的失误，使探索过程出现曲折。由于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急于求成，结果事与愿违。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也对党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党是在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在观察和处理许多新矛盾时，便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并且习惯于沿用过去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

　　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还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都是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加以彻底纠正的。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进而推进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保证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四，要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历史，是为了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研究提出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制度，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进程。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一，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

　　第三，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

　　第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中美关系缓和，中日关系改善，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

　　第五，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加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通过开展整风、整党，开展“三反”运动，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滋长势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八大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时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黑暗的旧中国变成光明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科学预见和正确指引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顽强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为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以及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分散、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党中央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社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通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归功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

　　第一，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但遇到了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刻认识到，决不能再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上去。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这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使党和国家事业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第二，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我们曾经走了一些弯路，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坚定选择了改革开放。正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正是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由于错失融入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为我国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第四，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文化大革命”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人民群众普遍希望迎来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教育勃兴、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新局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期盼最强烈、要求最直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农村“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城市“个体户”等许多改革举措都来自于基层群众的自发创造。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内在统一。

　　《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但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全会作准备，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这篇讲话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起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我们党对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同时也走了一些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我们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别是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以这次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推动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在各方面工作中恢复并制定一系列正确政策。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正确结论。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和完成，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二，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成为新时期指明我们前进方向的基本口号。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成功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及时调整外交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第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用新的思想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

　　《决议》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第一，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捍卫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这13年，面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面对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党领导人民从容应对，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第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出去”战略，保证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澳门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系新格局；科学分析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深化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决议》指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作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2002—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2.03万亿元提高到51.95万亿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位跃升到第2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第二，战胜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重大挑战，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夺取了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面对来势凶猛的国际金融危机，科学判断、果断决策，出台并不断完善一揽子应对计划，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这一时期应对急事难事、战胜大灾大难、举办喜事盛事的不平凡历程和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第三，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第一，党明确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党的历史上重要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正确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矛盾全局，牢牢把握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党的八大的正确论断没有坚持下去，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实践证明，党和国家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同我们党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二，关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在科学分析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社会生产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起步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社会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从社会需求方面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仍然不高，1978年还有约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民群众对于过上好日子、富日子有强烈的期盼和要求。正是在实事求是分析我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我们党明确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发展实际和历史方位的科学结论。1982年，关于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第三，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有力指引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明确了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逐步提出和形成了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从而成功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决议》指出：“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第一，决议的时代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党解放思想、锐意进取，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全面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讨论和评价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种是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任由此种情况发展，势必破坏正在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给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认识到，要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必须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科学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1979年11月，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工作提出三条总的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二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是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第二，决议的主要内容。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起草的决议，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基本内容和贯穿其中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三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进行理论概括，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三，决议的历史意义。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决议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采取郑重的态度，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财富。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议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决议》指出，我们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认识，取得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科学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它们在根本立场、理论渊源、理论主题、理论品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探索和回答了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上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我们党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当代中国问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作出回答，其中最根本的是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个问题展开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它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问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高度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阐明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又比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是既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又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错误主张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创新理论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讲出了当今时代、当代中国的新话，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凝结着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实践探索的心血和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渊源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观点，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成果，又以新的实践为基础作出了新的发展，两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决议》指出：“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认识上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党的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率先取得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新认识。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第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党的十四大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框架。为此，国务院先后作出一系列部署，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通过落实改革举措，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加快，市场作用大大加强，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新世纪新阶段，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等重大政策措施。该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成为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涌现出一批能够把握市场机遇、应对国际市场挑战的新型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造的产值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改革持续和深化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决议》指出，“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打开国门搞建设，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推进，从商品贸易向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推进。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航船正式扬帆启程。从兴办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到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合作。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参与制定规则和竞争的有利位置，打开了对外开放新天地，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对外贸易成就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38668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29位跃升为2011年的第2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原来不到1%提高到2012年的10.4%。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出口商品结构看，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从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从进口商品结构看，资源、基础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明显扩大，有效缓解了国内资源供应瓶颈；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快速增长，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条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外汇储备从1978年仅有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万亿美元，从一个外汇捉襟见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第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革开放后，我国成为全球投资热点的地位逐步确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扩大，到2012年底我国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12760亿美元，居世界引进外资第2位，从1993年起一直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资的持续引进，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的资金和技术双缺口，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增加了税收和就业机会，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大胆“走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技术、设备、产品和服务带出去，使我国更有条件引进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跨国公司，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后，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到世界各地投资办厂，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持续稳定增长。到2012年底，我国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到5319亿美元。“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拓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决议》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作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将这样的现代化水平称为“小康”。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1987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设想，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得到确认。党的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党对“三步走”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具体而言，可从以下3个方面加深理解。

　　第一，这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是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既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也不能消极悲观、无所作为，只能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基础上制定使经济建设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三步走”发展战略切合实际，把达到小康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阶段性标志，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

　　第二，这是动员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科学擘画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指向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民群众能吃得饱饭；第二步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基本摆脱贫困；第三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用“温饱”、“小康”、“富裕”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使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看得见、摸得着。“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效动员和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奋斗、不懈奋斗的磅礴力量。

　　第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个意义上，多次把“三步走”发展战略表述为政治目标。他指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依次实现历程，已经证明了这种优越性。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21世纪中叶我国不仅能够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还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力的证明。

　　《决议》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不断深化。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同时，改革开放10多年间，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是某些领域改革的滞后又影响着新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进行总体设计，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主要环节：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不失时机推出各项改革措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二是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切不可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忽视以至放松了另外一个方面。三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时候，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四是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上来。

　　《决议》指出：“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第一，在经济建设上，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4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2位。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8.8万亿元。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8%提高到10%左右。1979年至2012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5.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等实现新的重大突破。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

　　第二，在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明确了基本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制定1982年宪法，确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方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2010年底，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扎实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城乡基层民主建设逐步加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同时，进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在文化建设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明确提出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强调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全社会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决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文化产业崛起和发展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到2012年，全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年出版图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第四，在社会建设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改善人民生活，取消农业税，结束了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不断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城乡义务教育到2008年实现全部免除学杂费，惠及1.6亿学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2年达到3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08年底覆盖全国，有8.15亿农村居民参与其中。到2012年，我国各项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7.9亿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各项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这样，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基本建成。